德瑞克·沃尔科特给奈保尔（V.S.Naipaul）起了个外号：“V.S.Nightfall”——“V.S.傍晚”。两人拿诺奖的时间相隔9年，一起来自西印度群岛，德瑞克·沃尔科特对奈保尔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。所不同的是沃尔科特在家乡找到无限的诗歌灵感，而奈保尔则背井离乡四处漂泊，“Nightfall”说的是他幽暗的内心，每一个落脚地在他眼里都是长日将尽，暮色苍茫。

从17岁离家去牛津求学，到出版小说处女作《神秘的按摩师》，奈保尔这八年间的家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是他在牛津的生活。“世界公民”在国籍方面的脾性都差不多，就像埃利亚斯·卡内蒂坚决抵制他的英国国籍一样，奈保尔对牛津的人和事的态度也有个很迅速的转变：1950年10月12日的家信，他提到“牛津的美越来越让人喜爱了”；不过一个多月，奈保尔看到了平生第一场雪：“我感觉到，一只大手捅开了一只装着棉花的毛线袋，任由棉花纷纷掉出来。”小说家的素质尽显无遗。但在短暂赴伦敦之后，牛津却显得“越来越闷”，孩子毕竟只有17岁，才这么点时间，乡愁就已把他的身心紧紧地攫住了。

奈保尔的信主要是写给父亲，还有少量写给姐姐、在印度读书的卡姆拉。在一封给卡姆拉的信里，奈保尔同时对故乡和如今的栖身之地作了评价：“……我们特立尼达的知名人士是如此荒谬；在所有装点大海的岛国中，特立尼达是最好笑的。”在牛津的文化背景下，特立尼达文化的水准显然相形见绌了，但英国也无法招来他的好感：“英国人都很怪……他们很爱整洁，爱冒险，非常淫荡而且冒失。”他看到牛津的大学生都穿着皮套裤，“世界会撞碎在他们的脑袋上，会撞碎在我们所有人的脑袋上。”只是外表上的孤闭保守，他就十分看不惯，进而说牛津的学生浑浑噩噩，满足于平庸地打发时间，只要看掉了报纸，就想忘却其中的所有内容。

这个刚刚成年的学生显露出一种过早的自信，得意时总是自我吹嘘，不快时免不了破口大骂，他目中全无同龄人，乃至把自家亲戚的小孩都说成是“驴”。奈保尔意识到，这种个性会令自己粗鲁，不易招人喜欢。但他走运的地方在于，他有个支持自己的父亲，这个不成功的小说家西帕萨德·奈保尔每次谈起自己近来的写作成果，总要不遗余力地鼓励儿子继续创作，十分坦率地要他去接近牛津的大人物，去挣名声。

从1952年开始，奈保尔经常性地陷入抑郁状态，他这样跟父亲分析自己的症状：“我当然知道令我一蹶不振的缘由：孤独，情感交流匮乏。你们应该了解，一个男人不是一段被运送到国外的木头，在上面锯两个凹槽，就当作了接受教育的标志。不，不是这样，他的要求远不止于此，他有感情，他有思想。有些人，哎，他们的所思所感超出常人，因此，他们备受煎熬……”这套理论听起来不陌生，回溯起来它似乎是如奈保尔般事业有成的人事后聊以自负的先见。

但不容置疑的是，写下这些话的的确是个艰难而困惑的孩子。他的出路只有两条：一是纯粹的文学艺术世界，二就是父亲和家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儿子一次次流露出这种自命的时候，父亲从来没有加以阻止，哪怕是一点点劝诫都没有，也就是说，他几乎从不试图对儿子的性格做出任何校正，至多做些小小的提醒：“你不再是个两三岁大的黄口小儿了……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”

老奈保尔教育子女的方式中最突出的一点（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点），正如评论家詹姆斯·伍德敏锐指出的那样，“与众多望子成龙的父母不同，他从不让爱子心中承受愧疚之情。”而是从来有求必应，顺水推舟，很少违逆儿子的主见。这看似简单的习惯，实际上却是不易做到的——试想，有哪位家长能够承受一种与儿子完全平等的地位？有哪位家长能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给予孩子以充分信任，不去对他大手大脚的消费行为做些许干涉呢？

在特立尼达，奈保尔一家的经济并不宽裕，若不是母亲家有几位有钱的亲戚，父亲很难供养得起七个子女。偏偏这些没文化的亲戚都被奈保尔瞧不起，在英国，能够接济他的近亲远亲无不遭到奈保尔的挖苦和排斥，造成的结果之一，便是在求学生涯的后半程，满欧洲旅游、花钱如流水的奈保尔的生活捉襟见肘，父亲的书信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跟他大谈创作，而是家庭的经济状况，谈能够给他多少经济支援——“你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花钱问题”。从1952年到次年去世，父亲汇款给儿子的频率日益加快，却不见他对不太体恤家庭的儿子有多少埋怨。

但这理应是一种最容易产生的埋怨，因为在常人看来，这种“愧疚”是做子女的理应承受的，否则就是举孝不足。在这位把自己纯然当作儿子的“文友”的父亲的看护下，奈保尔艰难地追求环境的认同和接受，把其间的每一桩骄傲和烦恼、每一次振奋与沉沦实践到底。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看似只是钱和写作上的一点建议，但是，若非父亲有意无意的不介入，奈保尔恐怕无法把自己全然独立的视野维护完整至终。这对于一位很早显露出资质的小说家而言，实是一笔可贵的财富。

老奈保尔猝然去世的那段情节，《奈保尔家书》犹如一本手法老练的小说，只用寥寥四封相关的短信和一封电报打发掉故事的高潮；那封儿子发回家里的电报，则天然地适合扮演“书眼”的角色：“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/一切就此终结/我对他感激不尽/振作起来/我爱你们。”对一些批评家认为的奈保尔的最佳作品《抵达之谜》（1987），英国名作家萨尔曼·拉什迪尖锐地指出，这本书里通篇看不到一个“爱”字。对于一个刻意背对阳光，从自己的影子看世界的作家而言，或许也只有《家书》能成为他全部作品中唯一的例外，哪怕它是一本“合著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