源起：一副“红对联”1966年7月29日，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，下联是“老子反动儿混蛋”，横批是“基本如此”。这副基于“血统论”的“红对联”一出台，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。新中国建立以来，经受过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人们，越来越多地体验到“出身问题”对个人乃至整个家庭前途和命运的影响。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出台的“红对联”，抹杀了血缘只决定人的生理属性，而不能决定其社会属性的事实，用生物现象解释社会现象，用生物学原理判定社会问题，是极为荒谬的。然而那时正反双方却各执己见，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　　8月2日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组长陈伯达在接见“红对联”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，对联“不全面”，建议改成：“父母革命儿接班，父母反动儿背叛。——理应如此。”陈伯达讲话一出，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“血统论”思想观念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，迅速分为“红五类”、“黑五类”两大派别。在清华、北大等校，掀起了成立“贫协”的风潮。8月12日，“红对联”的坚决支持者、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《从对联谈起》的大字报，提出要把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当作“全面的”、“策略的”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，要把它“提炼为政策，上升为本本条条”。以后，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，发表了十几分钟的讲话，公开宣扬“血统论”和“红对联”，这次讲话影响很大，几乎传遍全国，成为流行的“行话”。自认出身“高贵血统”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，扎上武装带，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“造反”。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”，很快，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盛行起来：升学、招工、提干、参军，甚至去医院、乘车船、进商店、住旅馆，都必须报出身、看出身。

　　交锋：《出身论》的发表就在“红对联”的支持者气焰嚣张的时候，1966年10月，北京城市各大路口、各大机关、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，出现了数百份油印的《出身论》——一篇署名“家庭问题研究小组”的一万多字的论文，它的真实作者名叫遇罗克。

　　遇罗克，1942年出生，由于“黑五类”的家庭背景，个人经历颇多坎坷，这使他很早就开始了对出身问题的思考。经过多年的深刻观察之后，这种思考日臻成熟，并促使他撰写了《出身论》。之所以用“家庭问题研究小组”的署名，是希望以此启发每个家庭，都来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。

　　遇罗克认为：“对联不是真理，是绝对的错误，”“它的错误在于：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，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。说穿了，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，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。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：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，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，”“老子反动，儿子就混蛋，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，”“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……”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“出身问题”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青年的影响，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，“不少大学几乎不招收黑七类”，“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，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，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……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，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”……

　　1967年1月，首期《中学文革报》发表了《出身论》，使这一“惊世骇俗”之论得以广泛传播，引起强烈反响。在以后几期的《中学文革报》上，遇罗克还发表了《谈纯》、《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》等文章，对“血统论”作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。由于他笔锋犀利，有理有据，反对派无可奈何，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。

　　压制：遇罗克之死因发表《出身论》而“一炮打响”的《中学文革报》先后印了近10万份，都被一抢而空。当时，《中学文革报》二分钱一份，但在黑市上要用好多份其他小报才能换到。为《中学文革报》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，以应对读者的来访。遇罗克和《中学文革报》的伙伴们深受鼓舞，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，并且支持他们。

　　1967年4月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戚本禹挥动“左”的大棒，将《出身论》置于死地：《出身论》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，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，是大毒草。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，遇罗克毫无惧色。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：“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，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，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，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。”他照常写作、生活，相信人们终究会对《出身论》作出公正的评价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，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。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，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，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。”在这场“血统论”的论争中，遇罗克不得不承认了失败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无论怎样讲，围绕着《出身论》的斗争，我是失败的一方。也许是‘光荣’的失败，也许是‘暂时’的失败，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。”但他仍相信“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。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，是不合理的。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，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”。

　　1968年1月，遇罗克被捕。面对他大声的质问：“我犯了什么罪?”回答是：“出身就是你的罪!我们拥护‘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’!”在狱中，他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。1970年3月，遇罗克被执行死刑。

　　恶果：悲惨的“可教子女”在“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“血统论”下，一个带有明显排斥、歧视意味的名称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(简称“可教子女”)应运而生。按照规定：“可教子女”是指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、中央文革《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》第二条所指明的阶级敌人，即叛徒、特务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、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、现行反革命等等的子女，简称为“九种人”的子女。有的省在上述“九种人”子女外，又增加“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”，这样就有“十种人”的子女是“可教子女”。

　　当时，“可教子女”在上山下乡知青中占很大比例。平时，作为“可教子女”的知青处处低人一等，甚至于被变相管制，而在招生、招工时，出身不好的他们更是自然地成为淘汰对象。据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《关于正确对待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问题》一文透露：湖北省荆州地区在招工以后，有15名下乡青年自杀，其中多数是“可教子女”。有时，有关部门为了体现对“可教子女”的政策，也明确规定要留给他们一定比例。不过，这一比例远低于“可教子女”在知青中的实际人数，而且在实行过程中也缺乏保证。这种在招生、招工中对“可教子女”长期而普遍的歧视，导致“可教子女”在知青中的比例逐年上升——曾经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，已日益蜕变成对“可教子女”等弱者的惩罚。

　　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这场“血统论”论争中，以遇罗克为代表的反“血统论”者失败(当然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)了，“血统论”猖獗一时。但正如著名作家张承志所说：“遇罗克启发的，是平民的尊严，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。我们对过去(“文化大革命”只是其中一环)的最彻底反省，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。”即使在“血统论”泛滥的20世纪60至70年代，对“血统论”的抵制和斗争也从未中止过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“血统论”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最终得到了彻底清除。万　 千